《宪法》第23条中的人才培养并没有对应的社会系统，因此需要将其整合至教育系统和科技系统之中。

(34)以宪法文本的哪一部分引导部门宪法划分？学理上对此有争议。前述对部门宪法划分的研究要么仅以宪法规范、宪法理论或政策为依据，要么仅从社会自身出发，完全忽视宪法规范本身去建构部门宪法，都有失偏颇。

在自由经济社会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和商贸扩大，市民阶层应运而生。例如《宪法》第19条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宪法》第20条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宪法》第21条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等。从部门的立场出发，部门所需要的宪法是指能够维持该部门自我再制和良性运转的建构性规则。五、宪法如何划分部门？要使社会子系统的区隔与划分具有宪法意义，还需以宪法规范本身对社会子系统进行审视和重构。申言之，尽管社会系统出于自身发展需要形成了无数的子系统，但何种系统为国家发展之要务，取决于国家是否将该系统纳入宪法基本国策予以支持。

申言之，在同一个社会系统内只能有一套二元符码。从此意义上说，部门宪法既有关注社会实存秩序、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面，又有规制政治系统、调节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一面。需要稍做说明的是，本文关注的妇女议题与《宪法》第49条的解释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妇女的多重形象可以从《宪法》第49条中解读出来。

同时，理解中国的家庭逻辑也离不开礼法传统下的家体连带。《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有两处提及婚姻自由，第1041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的婚姻制度，第1042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第4款的表述也具有特色，并非直接正面肯定婚姻自由，与第1款存在明显区别。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只有在中西马融通的视域下才能完整理解我国宪法家庭条款的全部含义，这是两个结合对于婚姻家庭法研究提出的重要命题。

除此之外，《共同纲领》在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的第48条提及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问题，在第六章民族政策的第50条借用家庭来表述民族关系。慈孝是父母子女关系层面上的规定性，家庭义务不仅被包含在夫妻关系之中，还应该扩展到家庭成员之间。

第二，两个独立公民的结婚需要明确的意思表示，但是婚姻所缔结家庭的存续是一种事实状态，不需要持续的意思表示的确认。从立法对无效婚姻规定的变化也可以看出，除一些强制性的婚姻无效情形外，公民个人领域的事项逐渐被排除出无效婚姻的情形，如将一方患有重大疾病、婚前未如实告知规定为可撤销婚姻的范畴（《民法典》第1053条），不再如过去那样规定为无效婚姻（2001年《婚姻法》第10条第3款）。（一）家庭条款的历史变迁西方社会契约理论带有一定的神学色彩，排除了人的亲属关系维度，而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礼法框架下的非对称的互惠关系不仅常见，更是基石范畴。亲情逻辑指向夫妻之间，强调作为妻子的妇女、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强调作为母亲的妇女。

亲情逻辑指向夫妻之间，强调作为妻子的妇女、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强调作为母亲的妇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法[民]发〔1989〕38号）曾认定了14项可以判断感情破裂的情形，如一方患有禁止结婚之疾病或有生理性疾病或不能发生性行为、难以治愈的。一方在婚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但久治不愈，甚至将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疾病而与其结婚、但久治不愈，都作为认定感情破裂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婚姻关系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受胁迫的一方，不再存在非自愿的问题。

而在六个月后当事人再一次提起离婚诉讼时，法院一般判决离婚。婚姻的基础是感情，感情破裂就应该离婚，由此实现人的自由，但是《民法典》在感情破裂之外对登记离婚附加了时间限制，要求男女双方离婚时经受时间的考验。

第二层次是核心家庭层面，体现在第3款对父母子女权利义务的规定。在2001—2002年的婚姻法执行情况的调研中，中国的家庭绝大多数都实行法定的共同财产制。

另外，《劳动法》也对母亲有特殊照顾，如产假、哺乳期女职工的保护等（第61—64条）。因此在婚姻家庭法领域，基于子女权益限制夫妻双方的权利比较常见，在离婚诉讼中，子女利益最大化会对离婚自由形成一定的限制。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展出具有特色的婚姻自主理念，一方面尊重妇女的婚姻自主权，强调排除家庭的或外部的干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离婚冷静期涉及夫妻双方离婚自由、子女、亲属、家庭乃至社会问题，意识到这背后的法律家长主义，但都未做详细论证。此后，1950年颁行的《婚姻法》奠定了新的家庭秩序，同年颁行的《土地改革法》稳固了农村的经济秩序，《工会法》确立了城市的生产秩序，与三大改造共同奠定了五四宪法的社会基础。理解中国政法体制下的家庭秩序，需要研究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大一统逻辑对家庭秩序的影响，特别是汉代以来儒家宗法秩序中亲亲尊尊逻辑的现代化转化，同时也绕不开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特别是作为更为彻底的现代化思路的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可以基于子女利益来限制父母的离婚自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子女是家庭的希望和家族传承的希望，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不仅是因为生育崇拜，也是农业社会养老问题必然带来的结果，还是维持社会继替的基本条件。现代法律在家庭成员间的生命、身体健康权侵害上，并未设置差异化的规定，但是在财产犯罪上或许延续着财产共同属于家庭成员的假设，如《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以不认为是犯罪。

对家庭条款内部张力揭示得最直接、最系统的是张龑教授，他明确提出保护妇女与保护家庭的区别，提炼概括出背后个人自由原则与家原则的区别，并承认两种价值在具体情境中的冲突与协调是疑难问题。《宪法》第49条包含国家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儿童不同层次的规范含义。

从理论上来说，只要双方感情破裂就应该离婚，这似乎是个人主义的视角，但实践中对家庭的理解却是实体主义的，并未改变家庭作为一个共同体的预设。另一方面是少数进城干部的离婚问题。

对个人主义婚姻家庭理念的重要限制便是家庭价值，如果将夫妻之间的亲情考虑进来，那么婚姻法中所说的感情破裂就应该包含着爱情破裂，同时也要求亲情破裂。更重要的是，这两款指向不同的女性形象。结语改革开放以来个体性自由成为中国法治文化的基础理念之一，在婚姻家庭领域体现为婚姻自由原则。《民法典》继承编所称的父母，包括了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有抚养义务的继父母、养父母与生父母的地位相同，保护母亲应该也包含对继母、养母的保护。

两位教授的研究触及了家庭条款的内在张力，但限于各自的研究主题并未详细展开。《民法典》第1090条保留了《婚姻法》夫妻间扶助义务条款。

《宪法》第34条规定我国公民不分家庭出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今天的个人档案中仍旧有家庭出身一项。也就是说，从法律所保护的子女利益角度来说，婚姻的合法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共同生活的事实。

这需要我们理解《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或考虑修改《刑法》第241条，更需要对宪法中的家庭条款进行重新解读，保护妇女和家庭的规范正当性来源于宪法。新中国的成立仅仅意味着政治立国，还需要继续塑造社会主义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社会关系，重塑家庭结构是新中国宪制的核心议题之一。

中国一百年来的家庭解放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中国革命只是推翻了曾经腐朽的家庭逻辑，却并未消解家庭，家庭在今天依旧占据重要地位。家庭法中父母的亲权本来是指家长对子女的掌控权，后来该制度的功能转变为保护子女的利益，因此一旦家长无法保护子女的利益就会基于社会利益的考虑而剥夺亲权，我国《民法典》也包含剥夺监护权的规定。从立法精神来说，家庭不仅是个人爱情的结合体，也是亲情关系的集合，夫妻之间也存在亲情及其权利义务关系。同居共财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基石之一，这在当今中国仍旧有着显著的影响力。

可以看出，司法政策对婚姻问题并未简单地一判了之，而是谨慎地认定感情破裂、婚姻死亡，以化解婚姻危机、拯救婚姻为其主要目标。婚姻、家庭关系带来母亲身份，宪法保护的母亲不一定是基于生育的原因。

本文第二节梳理《宪法》第49条的历史变迁与规范含义，主张找回宪法家庭规范中的亲情逻辑，发现作为个人的妇女、作为妻子的妇女、作为母亲的妇女三重形象，对三种形象张力的解释在第三、四节，第三节关注婚姻自由与家庭稳定的张力，第四节关注保护母亲与保护子女利益的张力。2001年修订《婚姻法》时延续上述规定。

法律是从坏人视角来思考问题的，宪法家庭条款首先针对的，是可能会因为个人的自由情感而放弃家庭义务的人，以法律束缚爱情和自由的放任。笔者随机在裁判文书网上搜索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例如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双方生育过子女为由认定夫妻感情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