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主张加强ZF对经济的监管，从而达到维护社会公平的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支持度已经抛离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胜券在握。

当科技领先国家受到冲击之后，这些国家的企业为了生存，就可能会把自己的一些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比较便宜的国家和地区，不管是以转包的形式还是直接投资的形式，这样就会是这些国家受惠。然而一旦金融危机过去，经济恢复正常，商业银行开始正常放贷，这些基础货币经过货币乘数的放大，就会使货币供给量成倍增加，同时也使投资大量增加，但这些投资是低质量的，就跟目前的次级贷款一样。

1990年，前苏联垮台，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在刺激投资时，要慎用货币政策。好的科技体制能够防治学术腐败，让有限的投入流入优秀科学家的手里，而不是行贿者的手里。国际热钱的流入在我国的资产市场上形成了巨大的资产泡沫。期间，美苏两国力图在争霸中获得优势地位，都在军品研发中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

尖端武器的开发虽说是军品研究，但其成果最终可以转化为民用。第三梯队是新兴市场经济，如中国、俄罗斯等m。这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为有创业能力的人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1979年，国务院转发的《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开始允许企业按照议价自销超计划产品。第四，在国内市场的大气候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构建对外开放经济特区的小气候来与国际市场对接。随着国有企业计划外生产和交换范围的日益扩大，1984年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31％，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和国家物资局发出《关于放开工业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允许企业按市场价出售和购买计划外的产品，从此开始正式实行生产资料供应和定价的双轨制。所以，在技术和制度这两个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中，制度显然较之技术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现在通常称为包产到户的形式在当时称为包干到户。它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存量部分）仍然按照命令经济的逻辑运转。

第二，在保持公共财政与企业财务合一的前提下，实行分灶吃饭的承包制财政体制，使各级地方政府有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在这种制度条件下，有才能的人士发挥其才能以获取最大收益（包括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唯一途径，是成为政府官僚体系（bureaucratic system）的一员。作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有更大的权威。它的具体的办法是，对那些在1983年以前有权取得计划内调拨物资的国有企业，仍然根据1983年调拨数（即83年基数），按照调拨价供应所需生产资料。

于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为开端，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启蒙运动，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改革开放初期，要在短时期内形成国内市场并全面与国际市场对接是完全不可能的。灾难促进了改革共识（1970年代后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共和国的领导人按照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进行，曾经在1950年代初期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中取得巨大的成功。在集中计划经济下，所有生产性物质资源（生产资料）都由计划机关通过行政指令在国有经济单位之间进行分配，价格只是在这些单位之间进行核算的工具，除占比重极小的集市贸易有少量三类物资流转外，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

这反映了朝野上下在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以后寻求变革的共识。于是，汲取其他国家建立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经验，利用沿海地区毗邻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众多的优势，通过营造地区性的小气候作为对外开放的基地。

因此，包干到户意味着农业经营方式由集体经营向家庭在承包来的土地上经营的根本转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1978年7－8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所作的总结中指出，当务之急，是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广泛的寻租（rent-seeking）环境，埋下了腐败的蔓延的祸根。其次，在城市人口中，那些有才能但由于阶级成份不好或其他原因不能成为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职工的人群也有积极性从事私人经营。不过在当时进行全面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党政领导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命令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作出了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为民间创业活动开拓出一定的空间。198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第一个1号文件中明确指出: 包工、包产、包干，主要是体现劳动成果分配的不同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和双轨制的形成（1978－1983年） 启动改革的第一个行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解除极左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包干到户的基本做法是: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一般由村委会代表）按人口或按劳动力将土地发包给农户经营，农户按承包合同完成国家税收、统购或合同定购任务，并向生产队上缴一定数量留存用作公积金和公益金，余下的产品全部归农民所有和支配，从而取消了生产队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除安徽外，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和河南等地包产到户也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并且对促进当地农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

第二，新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成分虽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或隶属于基层政府，但其供产销则大体上是由市场导向的。这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民间创业活动一定的空间，使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迅速成长起来。

每一次包产到户的要求都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制止。但是，在1952年土地改革实现和朝鲜停战以后，毛泽东批判了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组织执行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并在1953年正式确立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为目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在这以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学习文件抓纲要》，提出了所谓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为了完满地实现这个转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30年的经验教训，让历史照亮我们未来的道路。例如，作为当时经济工作主要负责人的陈云提出，要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某些市场的因素，形成三为主，三为辅的经济格局，这就是在工商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对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1985年农村总产值较之1978年增长了近3倍。

于是，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在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名义下提出包产到户的要求。如果不能及时地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消除这一祸根，就有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直到1979年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还规定:不要包产到户和不许分田单干。

这样，毛泽东在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的制度基础上，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在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全国绝大多数农民都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强制下加入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分得的土地也合并为不可分割的集体财产。

1955年掀起社会主义高潮，迅速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于是，就在1966年发动了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和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通常是由两个车轮驱动的:一个是技术，另一个是制度。1958年7月，毛泽东又号召把高级社合并组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土地、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资料都归政社合一的公社统一调配。

这可以说是分灶吃饭改革的一项意外成果。但是，上述地区的这种制度变革不被当时实行两个凡是方针的党中央所认可。

1980年5月中国政府决定对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于是，物资流通和产品定价的第二轨道就完全合法化了。

但是毛泽东把包产到户和集体农民拥有的小块自留地、农民出售家庭产品的自由市场以及个体工商业户自负盈亏放在一起，合称为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第一，在土地仍归集体所有的条件下，以包产到户的形式恢复农民的家庭经营。